認知作戰：當北京的武器不是飛彈，而是你的大腦

二〇二四年一月台灣大選前三天，一支影片在LINE群組裡爆炸性擴散。影片中，總統候選人似乎正在對著鏡頭說：「如果當選，我將接受九二共識。」那段話清晰、字句流暢，語調和本人幾乎一模一樣。

它是假的。一個深偽（deepfake）影片，由人工智慧合成。但在被事實查核單位確認是假的之前，它已經在超過四百個LINE群組裡被轉傳，觸及估計超過二百萬人次。^[3]

這就是認知作戰。它的武器不是飛彈，是你的大腦——更精確地說，是你的不確定感、你的懷疑、你的憤怒。

什麼是認知作戰？

「認知作戰」（Cognitive Warfare）是一個比「資訊戰」更廣的概念。資訊戰針對的是訊息本身——讓假訊息流通、讓真訊息被壓制。認知作戰則更進一步：它的目標是影響人類的認知過程本身，包括感知、理解、判斷，乃至於意志力。

解放軍的戰略文件把這稱為「輿論戰、心理戰、法律戰」（三戰），這是二〇〇三年就寫入《政治工作條例》的概念。^[5] 三戰的核心邏輯是：在武力衝突開始之前，先在對方的社會、政府、軍隊內部製造崩潰——讓對方的社會不相信這場仗值得打，讓對方的政府陷入決策癱瘓，讓對方的士兵懷疑自己的任務正當性。

對台灣而言，這不是理論上的威脅，而是持續二十四小時、三百六十五天正在發生的事。

台灣是目前全球資訊操弄攻擊密度最高的民主國家之一。根據斯德哥爾摩自由民主研究所（V-Dem）每年發布的「數位社會報告」，台灣連續多年位居「外部資訊操弄攻擊受害者」排名前三。^[6] 更關鍵的是，攻擊的手法在快速演化：從早年相對粗糙的假新聞網站，進化到今天的AI合成音視頻、精準微定向廣告投放、真假摻雜的「半真訊息」（半対情報），對抗難度大幅提升。

北京的工具箱

理解認知作戰的威脅，先得了解攻擊者使用什麼工具。

第一層：傳統媒體滲透。 中共長期透過資本滲透、廣告壓力、人員佈建等方式，影響台灣部分媒體的報導立場。這不是新聞：從二〇一〇年代初期起，相關調查與國會聽證已累積了大量證據，顯示特定電視頻道在兩岸敏感議題上的報導傾向與北京官方立場高度一致，但無法指向單一明確的控制關係。^[7] 這種「模糊滲透」讓問題更難處理——它不是假訊息，而是真實存在的偏頗報導框架。

第二層：社群媒體資訊行動。 Facebook、YouTube、X（前Twitter）等平台定期發布透明度報告，揭露「不真實協調行為」（CIB）帳號網絡。在已被下架的帳號群組中，以中國為源頭的行動針對台灣的比例在全球名列前茅。^[8] 這些行動的共同特徵是：不直接散布明顯的假新聞，而是大量放大既有爭議、製造社會對立感、讓台灣人覺得「自己人都互相不信任」。

第三層：LINE生態系的特殊脆弱性。 台灣是全球LINE使用密度最高的市場之一，而LINE群組有一個關鍵特性：封閉、不透明、演算法無法介入。假訊息一旦進入特定年齡層或地緣社群的LINE群組，可以在完全不被平台偵測的情況下裂變式傳播。根據Reuters Institute的調查，台灣民眾接觸假訊息最多的管道正是LINE，高達六十一%。^[4] 老年人口比例較高的群組尤其脆弱：缺乏媒體識讀訓練、對熟人轉傳的內容信任度高、核實成本高。

第四層：深偽技術的武器化。 AI生成內容（AIGC）讓認知作戰的製作成本斷崖式下降。二〇二四年以前，製作一個能以假亂真的政治人物影片，需要大量算力和技術人員；二〇二五年後，開源的影片合成工具已讓門檻降至一般人可達。^[1] 更麻煩的是，深偽的「迷霧效應」——即便被揭穿，它製造的懷疑感會持續存在。「我也不確定那段話是真是假」的心理狀態，對北京而言已經足夠。

第五層：學術與交流管道。 較少被討論、但同樣重要的滲透路徑。透過孔子學院、學術交流計畫、統戰系統外圍組織，北京長期在台灣的大學、研究機構、宗教社群中培養「有影響力的聲音」。這些聲音不必是北京的直接傳聲筒，只要在關鍵時刻傾向提出「何必對抗、和談有何不可」的敘事，就已達到認知作戰的效果。

認知作戰的真正目標

有個常見的誤解是：認知作戰的目標是「讓台灣人支持統一」或「讓台灣人相信九二共識」。這個理解是錯的，或者說太淺了。

解放軍戰略研究顯示，在開戰前的認知作戰階段，目標遠更具體：

降低防衛意志。 讓台灣民眾覺得「抵抗無意義」、「美國不會來」、「打起來只有台灣人死」。不需要說服任何人「統一好」，只需要讓足夠多的人覺得「防衛值不值得」是個問題。^[5]

癱瘓決策中樞。 在危機發生時，讓台灣政府陷入「到底是假訊息還是真的」的信息霧中，延誤動員和反應時間。哪怕只延誤六到十二小時，軍事意義可能是災難性的。

分裂社會共識。 台灣社會本來就存在藍綠、世代、城鄉的政治分歧。認知作戰的工作是放大、激化這些分歧，讓台灣人在面對外部威脅時還在忙著內耗，而不是凝聚。

孤立台灣的國際敘事。 透過輿論塑造影響第三國的媒體和輿論，讓「台海衝突是台灣挑釁」的敘事在東南亞、拉丁美洲、非洲等地獲得一定流通，使潛在支持者面臨內部反對聲音。

這套目標的可怕之處，在於它的「低門檻成功」特性：不需要讓所有人相信，只需要讓足夠多的人困惑，認知作戰就已達到戰術效果。

台灣的防線在哪裡？

面對這種攻擊，台灣並非毫無防備。台灣事實上是全球在抵抗認知作戰上累積最多實戰經驗的民主國家之一。

民間事實查核生態系。 「台灣事實查核中心」（TFC）、「MyGoPen」、「CoFacts」等組織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公民事實查核網絡，每逢選舉或敏感事件，能在數小時到數天內完成對高傳播量假訊息的查核並公開結果。^[3] 這個生態系的建立部分源於政府資助，但更多靠公民社會的自發動員，體現了台灣獨特的民主韌性。

政府的制度性回應。 數位部（moda）、行政院資安處、國安局在認知作戰防禦上各有職掌，近年透過「民主網絡」計畫與歐盟、日本、美國建立了情資共享機制。^[2] 問題在於協調機制尚不完善——跨部會的即時回應，在真實壓力下仍顯遲緩。

媒體識讀教育。 台灣自二〇一九年起在國小、國中課程中加入媒體識讀相關內容，這是全球推動最早的國家之一。但教育效果需要時間累積，在資深世代中的滲透率仍遠不足夠。

即便有這些防線，台灣在幾個結構性弱點上依然脆弱：

結構性弱點一：LINE的監管灰區。 封閉式群組的假訊息傳播無法被平台演算法有效介入，也超出現行《通訊傳播基本法》的監管框架。如何在保障通訊隱私的前提下建立有效的公共衛生式介入機制，至今仍無完善答案。

結構性弱點二：企業內部的認知安全盲點。 大多數台灣企業的資安規範聚焦在網路安全（駭客、資料外洩），但幾乎沒有「認知安全」的對應機制——員工在公司通訊軟體裡轉傳假訊息、高層決策人被深偽影片誤導，這些場景缺乏系統性的應對程序。

結構性弱點三：軍事動員與認知作戰的交叉點。 在危機情境中，認知作戰最危險的時刻是「動員令下達後的前二十四小時」。如果在這段時間內，大量似真非真的訊息湧入（「前線失守」、「總統出逃」、「美國艦隊撤退」），動員效率會大幅下降。台灣目前對這個交叉場景的預案準備程度，從公開資訊判斷仍不充分。

企業應該做什麼？

認知作戰不只是政府和軍隊的問題。對企業而言，這是一個不斷升高的業務風險。

高管決策安全。 深偽技術可以偽造你的合作夥伴、客戶、甚至主管的聲音和影像。「CEO詐騙」（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的進化版）已經出現AI語音合成版本，命令財務人員緊急匯款。任何涉及重大資金移動的決策，必須有帶外（out-of-band）驗證程序。

供應鏈敘事風險。 在兩岸敏感時期，企業可能面對的認知作戰，包括競爭對手散布的假新聞（「某公司在台灣被制裁」、「某品牌配合中國出口管制」），這類訊息在產業群組裡流通，可能在數小時內對公司聲譽和客戶關係造成難以立即挽回的損害。建立快速澄清機制是必要的。

員工資訊衛生。 企業員工既是目標，也可能是傳播媒介。定期的資訊衛生培訓（不只是資安意識，而是「識別操縱性內容」的能力），應該成為大中型企業的標準訓練課程。

台灣視角的核心困局

台灣面對認知作戰的根本困局，是一個民主制度的結構性矛盾：有效的反制措施，本身就可能傷害民主價值。

政府不能建立審查機制——那正是北京希望台灣走向的路：自我限縮的民主。但完全不限制，讓操弄資訊的行動在平台上自由流通，同樣是在傷害民主品質。

目前台灣走的路，大致是「透明加速」：加速假訊息的事實查核揭露，而不是下架內容；投資媒體識讀教育，而不是管制接收；聚焦在境外「不真實協調行為」的揭露，而不是對言論本身設限。

這條路不是沒有代價的。它的效果比威權式管制慢，在危機爆發的短時間內可能完全無法跟上假訊息的傳播速度。但它保留了台灣最重要的東西：一個有能力自我懷疑、自我糾正的開放社會。

而那，正是北京最不希望台灣擁有的東西。